在19世纪，荷尔德林是一个孤独的诗人。一方面，他特立独行，终至疯狂；另一方面，他的诗作不为公众所知。其实作为诗人，他并不寂寞，因为在行家眼里，他有着崇高的地位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热爱者。小说《许佩里翁》在1797年出版时即受到席勒的激赏。20年后，1814年，克莱门斯·布伦塔诺读到此书时，致信友人也称赞说它是德国“最优秀的作品之一”。再过20年，1839年，格奥尔格·赫尔维格撰文说荷尔德林是“最纯真的青春诗人”，“他偿还了德国最大的罪责”；1840年贝蒂娜·冯·阿尼姆说荷尔德林的诗作“体现了语言的神圣本质”。再过20多年，1861年，弗里德里希·尼采在致友人的信中向荷尔德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，称荷尔德林的诗歌“涌现出的是最纯粹、最柔美的情感”，它“出于自然之手，佳作天成，没有任何斧凿雕刻的痕迹”；“他向德国人民说出了苦涩的真理”；小说《许佩里翁》“用深刻、犀利的语言来反对德国人的野蛮习性”；“他对现实的厌恶是源于对德国的深切的爱”，“荷尔德林是真正的具有高品位的诗人。”
到了20世纪，荷尔德林声名鹊起。1905年，狄尔泰出版了他的著作《体验与诗歌》，其中收录了一篇论述荷尔德林的文章，得到了公众的理解，大获成功，形成了一股荷尔德林热。但是这种热情与其说是狄尔泰的佳作揄扬之功，还不如说是时代精神在作祟。因为狄尔泰的这篇文章早就于1867年发表过，尽管文章洞见深刻、文辞优美，但是在当时却无人喝彩。1913年罗伯特·赫林格拉特借着荷尔德林热开始着手编辑出版《荷尔德林全集》（1846年，荷尔德林去世3年后，曾经出版过2卷本的全集），其后赫林格拉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殒命疆场。1916年泽巴斯和皮格诺特续编，至1923年出版了6卷本的全集。海德格尔爱屋及乌，对赫林格拉特表示了极高的敬意，“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”一文就是题献给他的，“论艺术作品的本原”一文中感人至深地提到的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士兵的换洗衣服装在一起”的那位士兵就是他。1943年－1985年拜斯勒又编辑出版了一个8卷本的全集。
随着全集的编辑出版，荷尔德林愈来愈热。1916年，瓦尔特·本雅明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荷尔德林是“黑夜中的光芒”；斯蒂芬·格奥尔格则更是颂辞潮涌。1919年，他在一篇名为“荷尔德林”的短文中，把荷尔德林誉为德国民族的“伟大看护人”，一批即将出现的诗人的“缔造者”和“先驱”，誉他为“恢复语言活力和复苏灵魂的人”，“德国未来的基石”，是“呼唤新的上帝的人”。
不过在上述所有的评论者中，没有一个人的评价超得过海德格尔。1、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诗人之中的诗人，“他受诗之天命的驱遣，直写诗之本质”，是诗之本质的化身；2、他将荷尔德林的诗作提高到哲学的高度，说他的诗与自己的哲学是“相隔很远的两座山峰的彼此接近”；3、他以一个大哲学家的身份，在大学课堂上公开讲授荷尔德林，从此在德国的大学课堂上树立了荷尔德林的丰碑。海德格尔为什么对荷尔德林具有如此高的热情呢？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心中的荷尔德林情结。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。
首先，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是同乡。他们同是康斯坦茨地区的人。一方面自己家乡出了这样的一个大名人，海德格尔从小就心存景仰；另一方面，荷尔德林对家乡莱茵河和康斯坦茨湖周围风光景色的赞美，海德格尔从小就口诵心维。上高中的时候，荷尔德林诗作就是海德格尔最爱读的书籍之一。尤其是，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青年经历极为相像。他们的家人都是希望他们成为牧师，而他们自己最后都选择了哲学作为心中的最爱——尽管海德格尔最后成了诗人哲学家而荷尔德林则成了哲学家诗人。
其次，他们都对古希腊有着深切的眷恋和赞美。荷尔德林希望做古希腊的隐士，海德格尔总是说其后的时代遗忘了存在，要跳过它们回到古希腊思想的丛林中作林中路的寻觅与歌吟。
第三，1933－1934年海德格尔做了一段短暂的“哲学王”的美梦之后，心意阑珊。45岁的海德格尔自此不再有1927年《存在与时间》中的那种“人上人”的锐气，更没有1929年初得大名时在《形而上学是什么》中的那种“科学的一切根株都死掉了”的狂妄。1966年，在回答《明镜》周刊记者的问题时，海德格尔还特意提到“……在1934—1935年冬季学期，我第一次讲授荷尔德林。……这是一次和纳粹主义的分手。”其实，这次分手与其说是思想上的，不如说是情感上的。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不是思想上的奋进，而是出于情感上的发泄。他阐释的不是荷尔德林的那些至情至性的“祖国颂”，而是那些孤独的、带有理想与哀怨气质的、多少有点幽深莫测的诗作——“莱茵河”、“归家——致亲人”。一方面，像在外受过挫折的孩子，情感上总希望回家寻找温暖和安逸；另一方面，他要回到自己作为“哲学家”的“家”中，安身立命。就像陶渊明做不了官要唱一首“归去来兮辞”一样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就是他失意之时“诗意栖居”的心灵安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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